我国翻译界对是否有必要建立翻译理论这门科学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反对在翻译活动领域内寻找一种定式来规范翻译活动；

认为这样做限制了翻译活动的创造性，而确定翻译标准的想法是虚妄的，是有害的。

也有人反对把“艺术性”或“创造性”这类字眼加在翻译工作上，或者至少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翻译只不过是技术性活动，人类将来的这类交往迟早要为翻译机器所代替，建立翻译理论这门学问是徒劳的；

是没有用处的。第一种意见主要出现于翻译界内部，第二种意见大半出现于不太懂翻译工作的人。

正是这些看法使翻译活动长期陷在经验主义的狭小圈子里，或沾沾自喜于一己之见，或苛责他人乖本失真。

结果是后人不能从前人的得失中找到经验教训，翻译活动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不能肯定下来，错误一犯再犯，从而大大阻碍了翻译工作的发展。

但是，翻译理论的研究能否成为一门总结翻译实践、揭示翻译活动规律和指导翻译实践的科学，不取决于我们希望使翻译工作摆脱狭隘的经验主义的小圈子的主观愿望；

而取决于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一般说来，要使翻译理论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

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第一，使翻译活动的各项具体问题(组成部分)的理论研究成果达到了形成整体知识体系的程度；

第二，已进行的理论研究揭示出了翻译活动的各个部分和整体的规律。

翻译界不少人认为，翻译理论研究是在本世纪50至70年代才成为一门科学的。

有人把原苏联费道罗夫推为这门科学的奠基者，也有人认为美国奈达是现代翻译科学的创始人。

不管看法如何，把翻译理论研究当作一门科学，似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翻译学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广大翻译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我国将近两千年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历史中，我们的前人不仅翻译出了大量的译著；

而且不断根据各自对翻译活动的体会提出了翻译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尤其自清末严复以来；

我们翻译界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摸索翻译工作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对翻译活动的目的和性质、可译性和确切性问题、直译和意译问题、翻译标准问题等等，进行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探索。目前已经有条件提出我国自成体系的一套翻译理论。

任何一门科学的建立，都起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取得感性认识。经过多次反复实践，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些认识加以整理、分析和概括；

形成从事该种活动的经验，然后从局部、零散的经验中，揭示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事物局部、零散的规律性认识逐渐上升到对事物有系统的规律性认识，最后形成该种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这就成为一门用来指导该种实践的科学。翻译理论这门科学，其形成过程当然也不例外，它是研究翻译这种社会活动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这门科学是人类翻译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就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来说。它是我国翻译界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辛勤劳动的结晶。

没有将近两千年翻译工作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翻译工作的历史经验，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是建立不起来的。

——选自：乐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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