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傅雷、钱钟书杨绛夫妇、巴金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大家 ( literary masters ) ，可以说不论哪版教材都或多或少地节选过他们的作品，作为学生学习的范本。也许是他们自身的作品太过耀眼，也许是时代缺乏对译者的关注，他们的另一个身份——翻译家时常被人忽略 ( neglect ) ，直到在外国名著的封面上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我们才恍然大悟。

鲁迅——宁信而不顺

鲁迅与弟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

鲁迅于1903年开始从事翻译，当时正值新旧文化大洗牌的年代，受到“拿来主义”的影响，他也积极投入到了国外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中。初期，鲁迅以“虽说译，其实乃是该作”的方式对作品进行意译，但此后在其与弟弟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中，他开始采用“直译”法，并从此坚持“宁信而不顺”的主张。

现在来看，鲁迅翻译的作品来源于诸多国家，以《域外小说集》为例，其中除了英美法德的作品外，还有波兰、俄国、丹麦、匈牙利等。不过据考证，鲁迅虽然短暂地学习过英文与俄文，可掌握程度一般，故作品一般为转译；而在日本仙台医学学校读书时，德语（因医学水平发达）是必修的，所以日德两门语言的造诣用来翻译是绝对够用了。

鲁迅作品的有着独特的语言风格，其翻译作品也不例外。在他自己最推崇的《小约翰》（作者：拂来特力克·望·蔼覃）中就有一段带着明显“迅哥儿”式的“不顺”译文：“这就像是一个奇迹：直的，且是弯的，截然的（what?），且是不可捉摸的。这有如曼长而梦幻地响着的琴声，似乎绕缭（普通人一般用缭绕）着，然而且是消歇的。

傅雷——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如果《傅雷家书》证明了傅雷的作家才华，那“傅雷翻译奖”证明的则是其翻译才华，巴金曾盛赞他：“全中国的法语翻译一共有两个，傅雷是一个。我是半个，剩下其他所有人加起来算半个。

傅雷认为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傅雷还提倡：再创造的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他亦一直在践行这一标准：他曾先后两次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次是1936年开译，花费了整整3年时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用2年时间重译。他甚至认为，早年的四卷初译本是他人生的“污点”。在第二本译本完成后，他把初译本手稿给烧了。晚年，傅雷对第二个译本，竟又强烈地感到”不忍再读”了。

草婴——六步翻译法

草婴在俄语翻译上有一套“六步翻译法”，即：先反反复复读原作，把原作读懂；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仔细核对译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再离开原文，从中文角度审阅，朗读，努力做到流畅易读——老朋友孙道临曾经为草婴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这之后交给出版社根据编辑意见作调整；校样出来最后通读一遍。

你读过这些大家们翻译的国外著作吗，你最喜欢那一本呢？如果没有这些名著翻译，或许我们今天还不能理解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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