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5/28 15:19:00
濮阳翻译公司：翻译是苦差事
乐文濮阳翻译公司：懂一些外语的人和外国朋友天南海北地侃一通，是很惬意的事，因为言由己出，自己不懂的或难以用外文表达的东西可以不提。做翻译则不然，说什么自己做不了主，不知道谈话人会扯到哪里，谈话内容五花八门（有充分准备的官方谈话不在此例）。即使是笔译，把白纸黑字的文稿摆在你的案头，时间并不紧迫，也不一定能译得好。如果译文得到读者的认可，人家认为是原作好；如果译文不对读者的口味，人家则认为翻译水平不高。有人说翻译是费力难讨好的事，确实如此。
我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批评有人翻译学术性的历史专著，竟把Tchiang ka?-chek（蒋介石）译为“常凯申”，闹出“腾笑国际”的大笑话。我觉得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用汉语拼音拼写我国人名、地名始于上世纪80年代。再者，1975年我们《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蒋介石死了》这条政治感情色彩很浓的消息之后，很少有人再提到蒋介石，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人有的可能都不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更不会知道外国人用他们的方法音译的Tchiang Ka?-chek了。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年轻人能正确拼写出孙中山（Sun Yat-sen）、宋庆龄（Soong Ching Ling）的名字；不知还有多少人知道Galgan（张家口）、Amoy（厦门）、Mukden（奉天，现在称“沈阳”）、Ti-Hua（当前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里提到的“迪化”，现在称“乌鲁木齐”）等等是何地。我说把蒋介石的名字回译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同意文章作者提出的批评，因为翻译严肃的学术性著作，如果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常识，理应仔细认真查找资料，看参考文献，不得马虎。
有很多东西，不查资料或历史文献，十之八九会弄错。最近在电视上看到嘉德拍卖行展示的清代来华的意大利人郎世宁（Guiseppe Gastiglione）的画作，使我想起在郎世宁之后来华，也善长中国画的欧洲画家王致诚（J. Denis Attiret）、艾启蒙 （Ignatius Sickeltart）。如果把这些人的原文名字按照他们的母语意大利语或法语的发音译成汉语，中国人不知其为何许人；如果把他们用的中文名字用汉语拼音回译成外文，他们的同胞会以为他们是中国人。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万事通，且不说翻译，就是完全用汉语讲某方面的知识，也不见得人人都懂。因此，与译者的知识面有关的误译也不罕见。笔者就曾经出过笑话，露过丑。1966年夏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期间，我和总政文化部的孙宪元同志陪同两位阿尔及利亚作家。有一天著名诗人，北京大学教授冯至与两位作家共进午餐。席间有一位作家提到“友谊和酒一样，越陈越好”（原话是：L’amitié n’est pas comme la femme, mais comme le vin. Plus vieille, elle est meilleure.）。他把“酒（vin）”的音发得像“风（vent）”的音，于是我译成“友谊像风一样”。冯先生听后一愣，知道我译错了，但没有让我下不来台，继续若无其事地与客人谈话。我之所以把这么简单的东西译错，是因为我在走出学校之前从未喝过酒，有关酒的知识等于零。如果我有关于酒的常识，哪怕他发音不准，根据“越陈越好”这样的上下文也不会译错。像我这才疏学浅，又是初出茅庐者翻译时出现小儿科的错误在所难免。学力宏赡的翻译大家也未必不出错。我尊之为师的我会已故翻译高手唐建文先生有一次和我闲聊谈到翻译时，说他有一次把印度的恒河（Genges river）译为“甘吉斯河”。某部门有一位口齿伶俐，颇得领导欣赏、令同事佩服的译者，竟在十几分钟的翻译中出现两个翻译错误，把“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s/cercles concentriques”译成“大圈套小圈”（学过几何的人都知道，几个套在一起的圆并不见得是同心），把“等级（hierarchy/hiérarchie）”译为“继承（inheritance/héritage）”。几个听话人或许心不在焉吧，当时并没有提出疑问。谈话人可能至今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他当时说的话被译错。记得在文革期间传达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文件说，毛泽东谈到星云学说，翻译不知外文“星云”怎么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3-1921）曾经提出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他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也不无谬误之处。由此看来，在翻译方面，讥笑他人者，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自己未必不出错。当然，翻译大家出错，仍是瑕不掩瑜，大家毕竟是大家，和普通人出错不能相提并论，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社会、科学、经济的不断发展，经常出现新词语，且不说科技，就是那些一般的旧词（中文译成外文仍是旧词）新说（中文语义未变，说法变了）也不少，诸如：业态、人气、人脉、愿景、（补齐）短板，（企业、文化等等要）走出去，等等，都得根据上下文好好琢磨。有人说，不是有现成的译文吗？确实有现成的译文，而且有好多种，有的甚至印在官方文件里，编入词典。但是译得是否恰当，有的还在商榷之中。例如，“抗日”两个字，从打日本鬼子开始，就有这两个字的译文 “anti-Japanese”，沿用了七八十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的时候，中央编译局才提出“抗日”译为“anti-Japanese”不妥，应译为“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或者“counter- Japanese”，“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应译为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其理由不在此赘述。比较近的是，邓小平生前引用的成语“韬光养晦”，现在经常提到的“小康”，不知经过多少翻译高手翻译了，直到现在，译界还在探讨如何译得准确。
有很多极为普通，很常见的东西，翻译起来却很难。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译者在《中国翻译》杂志里载文说：
“辛苦了”一语在外文里很难表达。当外宾下飞机时，“辛苦了”可译为：
You’ve had a long flight (或 tiring journey).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
对工作劳累和办事辛苦，可说：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You’ve had a hectie (tiring) day.
Thank you for all the trouble you’ve taken.
依我看，这几个方案怎么也反映不出汉语的原汁原味，不过总归可以表达意思。遇到下面这样的情况就难说了。中国首长检阅部队时，站在行进中的检阅车上对受阅部队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如果把后一句译为“Comrades,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或用后两种译法，可以吗？都不像是问候语，翻译的语音未落，首长的车或许已经开过受阅的方阵了。
还有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笑话，是我被借到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去马达加斯加工作时遇到的。我们派出的技术人员虽然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工程师，但由于多数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常用的俗语依然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公司的一位翻译和技术人员关系不太融洽，有些技术人员成心逗他，或者说故意刁难他，把一些与技术毫不相干的词列出来让他翻译，诸如“脚丫巴泥（从长时间不洗的汗脚上搓下的黑泥）”“耳残（耳屎）”、“眵目糊”、“膙子”之类，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翻译。”像这类东西，不知有多少翻译同行可以脱口而出。
以上举的例子都是很浅显的，因为只涉及到语言的基本元素，单词。如果是句子或整篇文章，要想译好就更不容易了。中外两种语言的固有差异，中外受众阅读习惯的差距，中外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差异，都是横亘在翻译面前的一道道障碍，使得翻译工作困难重重。此外，特别是有时遇到几篇比较集中的中文稿件，像是鹦鹉学舌，千人一面，或者说，几乎都是复制品，阐释少动员多，叙事少说教多。在同一篇文稿里，套话、废话经常重复出现。这都使译者犯憷，叫苦不迭。
说翻译是苦差事，我想到与“推敲”这一典故有关的唐代诗人贾岛的两句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用这两句诗形容翻译之苦、之难未尝不可。笔者有亲身体会。前两年为中央编译局翻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0卷，其中有一篇讲话稿，里面出现points noirs两个字（见法文版第340页），这两个字通常的意思就是“黑点”，但根据上下文，译成“黑点”说不通。我查了几本“法语词典”和“法汉词典”才查到这样一个解释：“（预兆风暴的）小黑云。”词典在括号里说明是什么样的“小黑云”。因为原文是讲话稿，如果保留括号和其中的文字，念起来就不像讲话稿了，于是我没给加上，译为“教育界出现了小黑云”。结果此书的编辑和编审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让我改。我琢磨好几天，后来想到唐代诗人許浑的《咸阳城东楼晚眺》中的两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觉得意思差不多，于是把“教育界出现了小黑云”改译为“教育界有山雨欲来的征兆”，总算是交了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0卷于2015年1月出版发行，至今已近三年，但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在想如何翻译这两个字才算妥帖。还有一些佐证，如《布拉格之冬》的译者一熙说：“每译一本书，就如同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北京晚报》上题为“争译”（讲四句英文诗的译文引起的争议）的文章里说，从事翻译工作多年的冬惊（译者的笔名）有时自己修改（译稿）不下十遍，始终坚持“只有反复锤炼文字才能达到出版水平”。
本人不是翻译专业户，对翻译理论一无所知，也谈不上有实践经验，杂乱无章地说了一通，都是瞽萌刍议，皮相之谈。本篇拙文的意思决不是为翻译质量差竖起挡箭牌，只是说明翻译是苦差使。作为翻译，必须严肃认真，尽最大努力使译文完美，少出纰漏，要对读者、听者和社会负责。
我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批评有人翻译学术性的历史专著，竟把Tchiang ka?-chek（蒋介石）译为“常凯申”，闹出“腾笑国际”的大笑话。我觉得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用汉语拼音拼写我国人名、地名始于上世纪80年代。再者，1975年我们《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蒋介石死了》这条政治感情色彩很浓的消息之后，很少有人再提到蒋介石，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人有的可能都不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更不会知道外国人用他们的方法音译的Tchiang Ka?-chek了。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年轻人能正确拼写出孙中山（Sun Yat-sen）、宋庆龄（Soong Ching Ling）的名字；不知还有多少人知道Galgan（张家口）、Amoy（厦门）、Mukden（奉天，现在称“沈阳”）、Ti-Hua（当前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里提到的“迪化”，现在称“乌鲁木齐”）等等是何地。我说把蒋介石的名字回译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同意文章作者提出的批评，因为翻译严肃的学术性著作，如果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常识，理应仔细认真查找资料，看参考文献，不得马虎。
有很多东西，不查资料或历史文献，十之八九会弄错。最近在电视上看到嘉德拍卖行展示的清代来华的意大利人郎世宁（Guiseppe Gastiglione）的画作，使我想起在郎世宁之后来华，也善长中国画的欧洲画家王致诚（J. Denis Attiret）、艾启蒙 （Ignatius Sickeltart）。如果把这些人的原文名字按照他们的母语意大利语或法语的发音译成汉语，中国人不知其为何许人；如果把他们用的中文名字用汉语拼音回译成外文，他们的同胞会以为他们是中国人。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万事通，且不说翻译，就是完全用汉语讲某方面的知识，也不见得人人都懂。因此，与译者的知识面有关的误译也不罕见。笔者就曾经出过笑话，露过丑。1966年夏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期间，我和总政文化部的孙宪元同志陪同两位阿尔及利亚作家。有一天著名诗人，北京大学教授冯至与两位作家共进午餐。席间有一位作家提到“友谊和酒一样，越陈越好”（原话是：L’amitié n’est pas comme la femme, mais comme le vin. Plus vieille, elle est meilleure.）。他把“酒（vin）”的音发得像“风（vent）”的音，于是我译成“友谊像风一样”。冯先生听后一愣，知道我译错了，但没有让我下不来台，继续若无其事地与客人谈话。我之所以把这么简单的东西译错，是因为我在走出学校之前从未喝过酒，有关酒的知识等于零。如果我有关于酒的常识，哪怕他发音不准，根据“越陈越好”这样的上下文也不会译错。像我这才疏学浅，又是初出茅庐者翻译时出现小儿科的错误在所难免。学力宏赡的翻译大家也未必不出错。我尊之为师的我会已故翻译高手唐建文先生有一次和我闲聊谈到翻译时，说他有一次把印度的恒河（Genges river）译为“甘吉斯河”。某部门有一位口齿伶俐，颇得领导欣赏、令同事佩服的译者，竟在十几分钟的翻译中出现两个翻译错误，把“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s/cercles concentriques”译成“大圈套小圈”（学过几何的人都知道，几个套在一起的圆并不见得是同心），把“等级（hierarchy/hiérarchie）”译为“继承（inheritance/héritage）”。几个听话人或许心不在焉吧，当时并没有提出疑问。谈话人可能至今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他当时说的话被译错。记得在文革期间传达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文件说，毛泽东谈到星云学说，翻译不知外文“星云”怎么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3-1921）曾经提出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他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也不无谬误之处。由此看来，在翻译方面，讥笑他人者，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自己未必不出错。当然，翻译大家出错，仍是瑕不掩瑜，大家毕竟是大家，和普通人出错不能相提并论，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社会、科学、经济的不断发展，经常出现新词语，且不说科技，就是那些一般的旧词（中文译成外文仍是旧词）新说（中文语义未变，说法变了）也不少，诸如：业态、人气、人脉、愿景、（补齐）短板，（企业、文化等等要）走出去，等等，都得根据上下文好好琢磨。有人说，不是有现成的译文吗？确实有现成的译文，而且有好多种，有的甚至印在官方文件里，编入词典。但是译得是否恰当，有的还在商榷之中。例如，“抗日”两个字，从打日本鬼子开始，就有这两个字的译文 “anti-Japanese”，沿用了七八十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的时候，中央编译局才提出“抗日”译为“anti-Japanese”不妥，应译为“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或者“counter- Japanese”，“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应译为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其理由不在此赘述。比较近的是，邓小平生前引用的成语“韬光养晦”，现在经常提到的“小康”，不知经过多少翻译高手翻译了，直到现在，译界还在探讨如何译得准确。
有很多极为普通，很常见的东西，翻译起来却很难。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译者在《中国翻译》杂志里载文说：
“辛苦了”一语在外文里很难表达。当外宾下飞机时，“辛苦了”可译为：
You’ve had a long flight (或 tiring journey).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
对工作劳累和办事辛苦，可说：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You’ve had a hectie (tiring) day.
Thank you for all the trouble you’ve taken.
依我看，这几个方案怎么也反映不出汉语的原汁原味，不过总归可以表达意思。遇到下面这样的情况就难说了。中国首长检阅部队时，站在行进中的检阅车上对受阅部队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如果把后一句译为“Comrades,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或用后两种译法，可以吗？都不像是问候语，翻译的语音未落，首长的车或许已经开过受阅的方阵了。
还有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笑话，是我被借到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去马达加斯加工作时遇到的。我们派出的技术人员虽然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工程师，但由于多数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常用的俗语依然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公司的一位翻译和技术人员关系不太融洽，有些技术人员成心逗他，或者说故意刁难他，把一些与技术毫不相干的词列出来让他翻译，诸如“脚丫巴泥（从长时间不洗的汗脚上搓下的黑泥）”“耳残（耳屎）”、“眵目糊”、“膙子”之类，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翻译。”像这类东西，不知有多少翻译同行可以脱口而出。
以上举的例子都是很浅显的，因为只涉及到语言的基本元素，单词。如果是句子或整篇文章，要想译好就更不容易了。中外两种语言的固有差异，中外受众阅读习惯的差距，中外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差异，都是横亘在翻译面前的一道道障碍，使得翻译工作困难重重。此外，特别是有时遇到几篇比较集中的中文稿件，像是鹦鹉学舌，千人一面，或者说，几乎都是复制品，阐释少动员多，叙事少说教多。在同一篇文稿里，套话、废话经常重复出现。这都使译者犯憷，叫苦不迭。
说翻译是苦差事，我想到与“推敲”这一典故有关的唐代诗人贾岛的两句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用这两句诗形容翻译之苦、之难未尝不可。笔者有亲身体会。前两年为中央编译局翻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0卷，其中有一篇讲话稿，里面出现points noirs两个字（见法文版第340页），这两个字通常的意思就是“黑点”，但根据上下文，译成“黑点”说不通。我查了几本“法语词典”和“法汉词典”才查到这样一个解释：“（预兆风暴的）小黑云。”词典在括号里说明是什么样的“小黑云”。因为原文是讲话稿，如果保留括号和其中的文字，念起来就不像讲话稿了，于是我没给加上，译为“教育界出现了小黑云”。结果此书的编辑和编审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让我改。我琢磨好几天，后来想到唐代诗人許浑的《咸阳城东楼晚眺》中的两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觉得意思差不多，于是把“教育界出现了小黑云”改译为“教育界有山雨欲来的征兆”，总算是交了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0卷于2015年1月出版发行，至今已近三年，但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在想如何翻译这两个字才算妥帖。还有一些佐证，如《布拉格之冬》的译者一熙说：“每译一本书，就如同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北京晚报》上题为“争译”（讲四句英文诗的译文引起的争议）的文章里说，从事翻译工作多年的冬惊（译者的笔名）有时自己修改（译稿）不下十遍，始终坚持“只有反复锤炼文字才能达到出版水平”。
本人不是翻译专业户，对翻译理论一无所知，也谈不上有实践经验，杂乱无章地说了一通，都是瞽萌刍议，皮相之谈。本篇拙文的意思决不是为翻译质量差竖起挡箭牌，只是说明翻译是苦差使。作为翻译，必须严肃认真，尽最大努力使译文完美，少出纰漏，要对读者、听者和社会负责。